如果不是艾滋病，他也许不会成为一位公众人物，但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属于防艾事业。

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之国际奖项——“贝利-马丁”奖的获得，以及温家宝总理的登门拜访，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和他的事业更为人关注。他是那个1999年首次发现国内艾滋病高危人群并拉响警报的人，此后一直致力于防艾抗艾事业。今天，当中国的艾滋病引起政府和公众高度重视的时候，桂希恩当年的勇气和坚持显得更加珍贵。

在他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，一位医生的职业精神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谐——

2004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推选人物之桂希恩

河南有一个家庭，4口人都感染了艾滋病，其中大儿子已于去年过世。

听说桂希恩是“2004年感动中国”评选的候选人，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艾滋病家庭，特别拜托一名志愿者替现有的3名家庭成员各投桂希恩一票。

他们说：“桂教授曾发自内心地帮助过我们，他的一言一行令人不得不感动。”

对于患者的痛苦，他总是感同身受

在西安读大学的肖童（化名），因为一次手术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望着眼前这名本该充满朝气的年轻人，桂希恩老泪纵横。

两年过去了，肖童的父亲至今还记得那一幕：“看得出，桂教授的痛惜之情都是发自内心的。”

对患者的痛苦，桂希恩总是感同身受。

随州市均川镇有一对母子都感染了艾滋病，7岁孩子的皮肤已经出现了疱疹，这是发病的迹象。趁着桂希恩到均川镇给艾滋病患者做体检的机会，妈妈带着儿子找到桂希恩，希望早点给孩子用药。

桂希恩详细地检查了孩子的身体后，摸了摸他的小脸蛋，笑着说：“好孩子，再等等，爷爷帮你去找像糖一样好吃的药，好吗？”

目前，湖北还没有针对儿童的抗艾药物，成人用药对儿童来说难以承受。回到武汉，桂希恩马上着手向国家申请儿童抗病毒药。

尽管桂希恩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妥善的救治，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过程非常痛苦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坚持。

随州患者董武（化名）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，总是不按时去拿药，对医生的嘱咐也常当“耳边风”。桂希恩得知后，伸出小指头和董武拉钩，并拍下照片为证，让他保证以后坚持吃药。

因为艾滋病，桂希恩在60多岁的时候认识了500多个朋友（艾滋病患者），而这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大。朋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、各个地区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期和他通信。而每一封信，他都亲自回复。

为此，他还买了个手机，但号码只有艾滋病患者才知道。记者找他，只能打电话到办公室。他说：“这条热线是专门为那些患者朋友们而设的。”

【点评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：知识分子肩负着特有的社会责任，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。但是，目前的知识界是如此喧闹，多少人都在向上看，或者朝资本靠拢。桂希恩却把目光投向了特殊的弱势群体，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唤醒社会良知。他是社会的楷模，也是知识分子的中坚。

他的一举一动，成了业界的“桂希恩标准”

南漳县艾滋病温馨家园主任胡志元，常常将“我愿意”3个字挂在嘴边。熟悉的人都知道，这是桂希恩的语言。

在与基层防艾人员讨论病情时，桂希恩总是说“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”、“我愿意跟你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”。

看望艾滋病患者时，桂希恩会说“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些帮助”、“我愿意看到你更好地活下去”。

南漳县是一个省级贫困县，那里的艾滋病患者生活更艰难。有些患者甚至抱着“病死好过饿死”的念头，拒绝到艾滋病温馨家园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。实在没有办法，胡志元和同事们就自掏腰包，对按时领药的患者进行“物质鼓励”。

“这些都是跟桂教授学的。”胡志元不好意思地说，“他不是经常掏腰包帮患者解决经济困难吗？我们的经费有限，只好自己少吃点少用点，筹点钱给患者家里过日子。”

胡志元认为：“也许我们没有桂教授做得那么好。但每当遇到问题时，我们总是问自己：如果是桂教授，他会怎么做？”

桂希恩的“认真”是出了名的。他总是执着地查找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身体指数变化背后的原因。为此，60多岁的他常常不辞劳苦，亲自为患者反复检查。

现在，桂希恩的这种对患者科学、负责的态度，已成为随州市性艾防治所所长周培林日常工作的标准。他说，这是“桂希恩标准”。

为了搞清楚中原地区艾滋病流行的真实情况，桂希恩曾做过很长时间的“地下工作”。因此，有人说防治艾滋病是“孤独者的事业”。

但桂希恩不赞同：“现在为艾滋病事业尽力的人已经很多。他们在很艰苦的工作条件下，冒着很大的风险，到处寻找患者、发现患者、说服患者、治疗和关心患者。”

而贯穿这一切的，正是“桂希恩标准”。

【点评】武汉大学医学伦理专家肖家炳：也许有人认为，桂希恩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如果是自己也会那样。但是，不要说面对艾滋病患者，就是在普通的医疗岗位上，又有多少医生能像桂希恩那样，对待每位患者呢？在社会上对医生持怀疑目光的今天，我们从桂希恩身上看到职业精神的光芒，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职业人生。

他用信任，重建被病毒破坏的和谐

去年中秋节，桂希恩收到一个特快专递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盒月饼，上面写着：“桂爷爷，祝您花好月圆，中秋节快乐！”这份心意来自福州市的一名中学生。而他与桂希恩从未谋面，此前也没有任何通信往来。

这些年来，桂希恩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“雪藏”到公开、从小范围重视到举国关注、从歧视到渐渐关爱的历程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牵挂艾滋病患者的桂希恩，也成了社会各界牵挂的对象。

在桂希恩家住了5天，艾滋病患者程金临走前将一件新衬衣悄悄塞到桂希恩的枕头下。这件衬衣是别人捐给程金的，生计艰难的他却送给了桂希恩，因为“这位专家的穿着并不比自己好”。

有人说，艾滋病破坏了现有的人际关系，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提防，甚至使歧视扩大。而在桂希恩与他的患者朋友之间，看到的却是相互牵挂、相互信任。

南漳县的黎林（化名）与妻子都是艾滋病患者。因为艾滋病，黎林感到“自己两口子已经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了”。2003年4月，他和妻子来到武汉找桂希恩。桂教授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后，又带着他们去吃饭，就像对待远方来的两位朋友一样。

黎林记得：“桂教授每次来住处看我们、给我们做检查时，都不戴手套。我有时还提醒他防护一下。他总是摇摇手对我笑笑说，没事，这样不传染。”

桂希恩的这些艾滋病朋友，会定期找他拿药，寻求下一步治疗方案，而更多的是向这位亲人般的长者倾诉心中的恐惧和苦闷，寻找生活的勇气和生存的希望。在他们心中，桂希恩值得信任。

如今，桂希恩已经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。“无官一身轻”的他除了每周上一次专家门诊外，将全身心都投入到艾滋病研究工作中。

“我属牛，是一头老牛，已度过了5个多周期。老牛自知夕阳近，不用扬鞭自奋蹄！”

67岁的桂希恩以此勉励他的学生，也勉励自己。

【点评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李国光：让患者和社会相互接纳、相互信任是艾滋病防治的首要工作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：桂希恩的行为是一把标尺，衡量着我们国家的道德水平，衡量着医生的医德和公民的公德。桂希恩用自己的言行，为艾滋病患者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生活氛围。他用一颗平常心“让不正常回归正常”。